有人说，人是狼，然而狼群之中还有一定的秩序，这说得很对。

对人而言，这是一种守法的法律接受方式。魏国武子病，命其子魏颗善待其妾。

56 [唐]张鷟：《朝野佥载》（卷六）。高宗曾经询问在狱系囚之数，唐临对诏称旨，高宗非常满意。其行为模式为行善或作恶，对应的法律后果是奖赏福佑或刑罚恶报。天法则无言无讥，权势不阿，幽隐不蔽，至巧至详，于其疑昧者益复发其秽迹，扬其阴谋，无漏而不尽之情。90 [美]E.博登海默：《法理学：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》，邓正来译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330页。

《史记》也记载了另一个战国时代自负的宋康王射天之事：君偃十一年，自立为王。57 参见《汉书·于定国传》。严母从东海来，见延年这般论囚，惊骇不已，便止都亭，不肯入府，责备严延年幸得备郡守，专治千里，不闻仁义教化，生全愚民，顾乘刑罚立威，岂为民意父母意哉？天道神明，人不可独杀。

意思是，迷失之凶，是由于违反了做君主的规则。【58】元代江西儒学副提举、翰林学士吴澂认为，人命关天，司法官陷人命以至于死，天岂容之哉？如果上天对司法官虐杀人命的行为不加严惩，酷吏们将无所敬畏，施之庶民者皆酷虐之政，那样天下就不会有仁政善政了。敬畏之心是良好秩序的重要心理基础，因此他们通过国家权力，加大善恶报应的宣传，目的在于善者以劝，恶者以惩。县令有事请假回家后，唐临把囚犯全部召集起来让他们回家耕种，并且和他们约定：春种结束，都要回到监狱。

所谓四恶，就是不教而杀谓之虐，不戒视成谓之暴，慢令致期谓之贼。【16】宋代苏轼云：善恶之报至于子孙，而其定也久矣。

30 方潇教授系统梳理了王桐龄、曹聚仁、冯友兰、庞朴、张岱年、任继愈等现代学者对中国古人之天的不同认知。武子死，魏颗遵父前嘱嫁父宠妾。人心的普遍认同，是天法秩序得以建立的心理动因。有阴德者必有阳报【8】。

这是通过正面合法的法律接受方式，形成法律秩序的一种途径。13 参见《汉书·丙吉传》。83 [清]姚苎田：《史记菁华录》。善恶福祸之所以具有因果关联，是因为上帝使然。

朱棣以诗作评：贫穷感惠自难忘，善行应知格上苍。人间的秩序由上天来维系，其途径，就是对人进行赏善罚恶，施行超验审判。

清代儒生认为商鞅是作法自毙【85】，其悲惨下场也是上天对其以法作恶审判的结果。74 在儒家报应的话语体系中，福报既有功名、富贵、长寿、子嗣发达等俗的一面，也有寻求大道、潜心为学等雅的一面。

阳雍每天晨就起来辇水，送给过往行人，还常给行人补鞋，不收费用，如是累年不懈。李俊丰：《论宋代官员的鬼神信仰对其司法实践的影响：以杀人祭鬼案件为中心》，载《法制与社会发展》2013年第4期。东汉末年的董卓，弑太后，废少帝。圣人有明德者，若不当世，其后必有达人。武乙猎于河渭之间，暴雷，武乙震死。《太甲》曰：‘天作孽，犹可违。

有人作恶不但未遭报应，相反诸事顺遂甚至飞黄腾达。历代统治者也认识到报应论具有很强的可接受性，其可以使人知畏，人有所畏，则不敢妄为【71】。

因为报应本身就是正义。76参见《旧唐书·唐临传》。

人的行为是否有德，是天降灾难或福气的依据。【84】权倾朝野、显赫一时的商鞅，满门抄斩，身败名裂。

在此基础上，通过行为善恶与结果福祸之间的因果关联，对人的行为也具有评价作用。据考证，报应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《汉书·刑法志》【7】，其内容是伊吕之将，子孙有国，与商周并……孙吴商白之徒，皆身诛戮于前，而功灭亡于后。惟天降灾祥，在德【52】。孟子也发现，伟人成就伟业之前都有经历患难的规律：舜发于畎亩之中，傅说举于版筑之间，胶鬲举于鱼盐之中，管夷吾举于士，孙叔敖举于海，百里奚举于市。

（三）审判的对象、范围，是人间的一切人和事 不仅普通人的言行善恶，需要接受天的审判管辖。果不其然，后岁余，延年以诽谤弃市【70】。

儒家报应论中的天法就是赏善罚恶，具有行为模式与法律后果要素，在法理学中，属于法律规范范畴。当人们在制定法世界无法看到正义实现时，其本能地会期盼天法运行，通过超验审判使正义降临人间。

同时也能从他享有的幸福中，推想出他的德性来。鼎代表国家，九四是身负国家重要责任的人，由于其德薄而位尊，智小而谋大，致使国家蒙受巨大损失，所以有凶险。

39 《周易·系辞下传》。49 参见杨伯峻：《论语译注》，中华书局2008年版，第210页。参见周振甫：《周易译注》，中华书局2009年版，第61、207、213、88、181页。会武三思复用事，仲之与王同皎谋杀三思，以安王室。

君子以竭恶扬善，顺天休命【38】，《周易》就充满了劝善惩恶的思想，作易者，其有忧患乎？是故履，德之基也。明德之人，上天会赐予福佑。

儒家善恶报应论，还具有重要的法秩序构建功能。43 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。

王法止于一身一世，而天法至于历年历世。15 《左传·僖公二十三年》。